1935年1月，在贵州遵义的柏辉章公馆，德国人奥托·布劳恩坐在门边，手中夹着香烟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。房间里二十多人用他说不懂的中文交流，偶尔有人对他投以冷淡的眼光。他靠翻译传来的几句话，拼凑出自己正遭遇的清算。布劳恩在中国被称为李德，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。几天前，他还是红军“三人团”中具有最高指挥权的人，如今却被决定剥夺指挥权。一个远道而来的外国人，见证了红军从八万六千人减少到三万，最终却在小楼中落马。

常理来看，这个故事应当到此结束：一位失误的顾问被剥夺权利，黯然离去，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。然而，事情并非如此。被迫下台后，李德没有逃避，也未索要“外交豁免”，更没有闹事。他坚持与红军同行，成功完成了长征，是唯一一位全程陪伴红军走过两万五千里的西方人。在草地分裂的关键时刻，他甚至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，随后又在延安的窑洞里教书近三年。1939年离开时，毛泽东在机场送行，礼貌地祝他“一路平安”。这样一个被判犯下“滔天大错”的人，凭什么能在队伍中继续待下去？又是一何原因，他会被称为长征是“不可想象”的存在？

这听上去似乎是在为一位失败者辩护。而深入思考，却发现这笔账并不是简单的“对与错”。长征的开端确实有他的一份责任。李德对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负有直接责任。他于1933年秋来到中央苏区，接过博古的军事大权。作为受过欧洲战场训练的军官，他运用的战术对抗蒋介石的防御政策时显得极为不合适，从而导致湘江战役中红军人数剧减。根据彭德怀的回忆，此役清江的水变成了血红色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长征是因他而起。倘若没有他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指挥，中央红军极可能不会被迫 abandon苏区，踏上那条漫长的征途。然而，这恰恰体现了理解李德的第一层悖论。他不仅制造了长征的起点，成为叙述中不可忽略的人物。一个足以犯下大错的人，有时正因其错误的后果深刻，而被历史铭记。谈论长征时，可以不提他所做的正确之处，但无法回避“为何走到这一步”的问题。他就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之一。

在遵义会议上，李德被当面质疑。会议持续三天，博古试图将失败责任推向客观条件，周恩来将军事指挥问题摆上议程，而张闻天则将矛头直指博古与李德。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评两人无视红军的战术传统，直言“路要用脚走，人要吃饭”。朱德则在众人面前措辞更为严厉，质询李德：“有何实力就打何仗，没有实力又如何打仗？”并警告若继续这样的指挥，红军将无法再跟随其走下去。